日前，财政部、住建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了《市政基础设施资产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。

　　根据文件，严禁为没有收益或收益不足的市政基础设施资产违法违规举债，不得增加隐性债务。

　　这里的市政设施，既包括地铁、有轨电车等城市轨道交通，也包括城市道路、jbo竞博APP城市桥梁、能源设施等等。

　　最怕的是既无经济效益也无社会效益，而且伴随着严重的债务风险，这就是无效基建、低效基建和过度基建的危害。

　　今年初，年度反腐大片曾曝光西南某市领导盲目举债搞旅游，三年当地新增债务1500亿，23个旅游项目中有16个项目被列入低效闲置项目，给当地留下了极其沉重的包袱。

　　无独有偶，西北某地级市因盲目举债上马“有轨电车”项目造成巨大资金浪费，而被当成典型通报，一期工程年收入160万元，而运营成本却高达4000万元。

　　这几年，多地有轨电车停运乃至拆除的新闻不绝于耳，而投入成本高企、客流量严重不足、财政补贴陷入无底洞，是共同的问题所在。

　　不仅如此，一些地方高铁建成之后却闲置多年。媒体报道，全国至少有26个高铁站建成后，因位置偏远、周边配套不足、客流量低等缘故，处于未启用或关停状态。

　　要知道，这些项目多数都还是有一定收益的项目，但如果收益与成本严重不对称，一些基建最终只会沦为财政补贴的无底洞，遑论一些没有收益的项目？

　　当然，民生工程是例外，但任何民生工程，都应该纳入预算约束，经过严格论证，不应该存在“违规举债”之说。

　　要知道，随着经济步入新阶段，“过紧日子”成为自上而下的共识，而“妥善化解存量债务风险，严防新增债务风险”则是对地方政府的刚性约束。

　　日前，面对网友询问沧州什么时候可以建地铁，当地答案称：我市市区常住人口数量不符合申报条件，目前无地铁建设规划。

　　无独有偶，今年年初，哈尔滨官方在回复网友关于二期规划上报情况的询问时表示，由于债务率指标超出相关要求，国家发改委暂不受理我市新一轮建设规划。

　　事实上，不仅哈尔滨、沧州，近年来，内蒙古包头地铁项目被叫停，多个二三线城市地铁规划被退回，就连一线城市新一期地铁规划也被“砍”了。

　　早在2018年，国家层面就出台新规，提高地铁准入门槛：GDP超过3000亿元、财政收入超过300亿元、市区人口超过300万人。

　　不仅如此，这份文件明确将“严控政府债务风险”作为地铁建设的关键约束条件，指出对企业负债率过高的城市应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债务，并暂停开工建设新项目。

　　几年过去，几乎所有三四线城市都被阻在地铁大门之外，而一二线城市新一期地铁规划普遍“缩水”，地铁狂飙时代基本结束。

　　早在2021年，四部门发布新规，严格控制建设既有高铁的平行线路，不是所有城市都能继续建设设计时速350公里级别的高铁。

　　这种背景下，部分地方高铁项目被叫停，部分被纳入规划的高铁一直停留在纸面之上，一些省份在其十四五中期规划评估中，直接删减了多条高铁线路。

　　地铁、高铁投资庞大，一些超级工程的投资动辄上千亿乃至几千亿元，同样面临着更为严格的约束。

　　最近，多地兴起“人工运河”热，但迄今为止只有经济性价比相对较高的安徽江淮运河、广西平陆运河上马，其他都还在前期研究阶段。

　　同样，一些地方多次纳入规划的跨江跨海通道项目，如琼州海峡跨海通道、渤海海峡跨海通道，由于投资巨大，也长期停留于论证阶段。

　　任何一项工程，都要考虑经济上的性价比、财政上的可承受力、战略上的重要性。

　　在债务约束之下，无论地铁、高铁还是一些超级工程，都将面临更为严格的约束。

　　曾几何时，许多地方将投资作为拉动经济的利器，疯狂上马各种大项目大工程，浑然不顾自身的财政实力，也不管是否有长期的回报收益。

　　一些地方陷入“以债谋发展”的思维，通过债务拉动投资从而驱动经济，短期虽然带动GDP增长，长期却陷入债务高企的隐患。

　　且不说许多地市的财政自给率过低，自身并没有强大的造血能力，严重依赖沿海发达省份的转移支付。

　　更关键的是，当基建趋于饱和，投资边际回报下降是必然趋势。1块钱的投资，jbo竞博APP如果只能创造几毛钱的GDP，显然要考虑其可持续性。

　　如果大基建开始转向，那么一些严重以来固定资产投资且债务率高企，仍旧处于投资驱动阶段的地方受影响最大，而这些地方集中在中西部地区。

　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13-2021年，东部地区投资年均增长7.9%，而中、西部地区投资分别年均增长10.8%和8.9%。

　　在东部地区，工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是主流，而在中西部多数省份，基建投资占了更高比重。

　　这背后，不乏中西部地区基建补短板的需要，从“县县通高速”到“市市通高铁”再到“市市有机场”，中西部地区正在扭转交通劣势，迎来大发展阶段。

　　然而，无论是高速、高铁还是机场建设，都到了一定阶段，中西部地区早已不再短缺，未来更需要考虑的是投资效益和财力可承受力。

　　一旦基建转向，一旦债务成为刚性约束，投资驱动还能维持多久，是中西部地区必须考虑的问题。